母亲的特赦

所有知道“甄子丹”这三个字的人都会冠我以“很能打”的标签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：甄子丹的母亲更能打。

母亲对于中国功夫，有着深厚的情感和造诣。早在1984年她就夺得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，并在美国创立了中国武术研究所，还担任过哈佛大学、波士顿大学的武术教练，并被美国最著名的武术杂志《黑带》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武术家之一，而且是惟一入选的女性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我仔细端详母亲瘦小得让人怜爱的身躯，都不禁感叹那无尽的能量与热情竟能由此而发！

11岁随父母移居美国后，我就进入母亲在波士顿开设的武馆里习武，也点滴见证着母亲以新移民的身份，在陌生的环境开创通常专属于男性的事业。而那一长串被低调母亲刻意封存的履历，却是从小习武的我最为敬佩与信赖的参照印迹，我笃信沿着母亲的步履走准没错。

武术哲学讲究“践形尽性”，母亲教导我认知武术乃至人生的方式，真正秉承了这一点。擅长器乐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我弹奏钢琴，但我并不喜欢，宁可清晨5点起来和母亲习武。有时我刚练完武，手掌上的血泡还在渗血，就被父亲叫去弹琴，自然不乐意。母亲看出我的“形”和“性”，就劝父亲：“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让儿子自己从乐器和武器中选择！”最终，我得到“特赦”——优先习武，弹琴自便。

在习武的强度上，母亲也不作强求，只是常问我一个问题：“与人刀剑相向时，你相信自己的身手吗？”这句充满禅意的警示让我在平时练习时不敢懈怠，也自叹母亲确是一位太极高手，对任何事情都有着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智慧。

在我十六七岁的成长关键时期，母亲动员我回北京武术专业队将多年的武艺“淬火”一番。我当然不想远离家人，但我信赖母亲的眼光，于是抛开所有眷恋，只身前往北京市什刹海运动学校武术队接受了两年多的训练。我19岁学成回到美国，当年就获得全美武术冠军，并通过母亲的一位学生介绍，从此踏进香港影视圈。

很多人对我演艺事业的评价都是“大器晚成”，我赞成这样的评价。在影视圈里沉浮了20年的我，出演了三四十部影视作品还未见大红大紫，更糟糕的是当时还因尝试自己导戏借了不少高利贷，以致事业和经济都陷入低谷。那段茫然的日子，我用抽烟排遣压力，烟瘾越来越大。有一天，母亲来片场探班后终于忍无可忍，说：“我跟你比一比吧！从今天起，我戒掉喝了30年的茶，你戒掉抽了三年的烟，看谁赢！”事后听妹妹说，母亲从那天起就果真不喝茶，而我无可推托，就此戒了烟。

如今我也是一女一子的父亲了，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，我仍乐于接受母亲的“太极教育法”。我的女儿个性比较懒惰，母亲就为她报名学溜冰，一方面让她增加体能锻炼，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她学会尝试风险，花钱买跤摔。至于儿子，母亲则建议将来一定读最普通的学校：“男孩子日后要挣钱养家，不可依靠家庭，一定要挫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。入读高学费的国际学校固然能学会怎样得体地吃好一只龙虾，但不见得学得到怎样换一只水龙头！”

那次陪母亲看李云迪的专场音乐会，见母亲陶醉在行云流水般的音乐之中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，你会让我习武还是练钢琴？”母亲为难地耸了耸肩：“很难说。我现在可以看到你今天的路这样宽阔，当然不会选择别的路。可当初假如逼你弹琴，说不定也能成为很有名的钢琴家。只是，如果是一个不开心的钢琴家，我情愿不要赌……”

也许你们会觉得她又在耍太极。不过我却想感谢母亲：感谢她那一手“推己及人”的好太极！

1997年底，我在拍摄李少红导演的《红西服》，有一天先生下班后去片场陪我拍片，拍完回家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冬寒刺骨，而我们一推开公寓的楼门，一股热风扑面而来。当时，北京大多数居民楼的走廊里都是冰冷的，我们买的这个公寓设施却很完善，楼道里也有暖气。

一进家门，他连衣服也没脱，径直走向沙发，躺倒在上面默默地流眼泪。

我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黄涛，我太幸福了，可是她太可怜了。家里原本三口人，我先走了，又把女儿也接走了，就剩她一个人，这会儿，不知道家里多冷。”

他一动情，我的眼泪也落下来。我被他的善良所触动，不由地想，他们的婚姻，比10年更长，他的前妻，比我年长。如果我对她心狠而冷酷，他会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全都被否定了。

我还想起我自己的前夫，他也会在自己幸福的时刻想到我们娘儿俩吗？

我疼过，所以知道别人有多疼。

在我家二楼的楼梯拐角，一个摆放着我们生活照的中式柜子上，有黄涛和女儿的合影，也有英达和巴图的合影。我们这个再婚家庭有两个理念：第一是彼此相爱，第二是血缘是不能忘记的。先生经常和黄涛一起讨论女儿的事，有关女儿的想法我也一定会和他们商量，我深知她的孤独，也深知她不能忍受女儿与自己断了情感上的关联。

母亲节那天，我带女儿婷婷去商场给她妈妈选了一件衣服，又买了一张卡片。我告诉她，你要在上面写一句话，然后把卡藏起来，让妈妈在你走了之后才发现，她会很高兴的。

她琢磨半天，不知道写什么好，又怕俗，又不想肉麻，于是让我帮她想。我告诉她，就写：“妈妈，我是你这一生最好的作品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！”

看着她把这句话一字一字地写在卡上，我在心里想，一个母亲，听到女儿这句话，一定将一生的劳怨都化解掉了，而我的巴图什么时候能够长大，能说出这样的话给我听呢？

有一天，我们全家在一起玩，说笑到很晚。夜深了，我把孩子们往房间里轰：“去去去，回去睡觉去睡觉去！”女儿一侧身闪进卫生间，冲我招手：“嘿，你过来一下，过来过来！”

“干吗？”我当时挺奇怪。

“哎呀过来一下，让你过来一下！”

我看她脸涨得通红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心想这丫头肯定又干什么坏事了要向我偷偷求饶。我走过去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啊。”她定了定神，“预备——起——妈咪！”她轻轻叫了一声。

我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：这是那个最初咬牙切齿叫我“宋丹丹”的小女孩儿吗？她自己给自己喊“预备起”然后叫我“妈咪”？

“妈咪！”她又叫了一声，笑盈盈，眼睛亮亮的。

1998年，女儿去英国留学，8岁的巴图把自己全部的压岁钱——1400元，兑换成100英镑寄给了姐姐，还写了一段话：“姐姐你随便花吧，反正我也不会花。”女儿假期里回国，给她妈妈买了一个礼物，却送给我一个她自己做的搔首弄姿的泥塑，相当难看。

我心里不平衡了：凭什么只给你妈妈买，不给我买？大概，我脸上的怨气被她看出来了，她就开始哭：

“呜……我看你那么有钱，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。我妈穷，我给我妈买点什么她都高兴，呜……我以为你就喜欢精神上的，我就给你弄点精神上的，呜……这是我自己创作的，更有意义，呜……”

看张爱玲的文章，会觉得她父亲如同一个蛮横粗暴的君主，以那座光线不甚好的房子为自家城堡，在里面作威作福。

他看上去很强势，很可恨，可是，认真地打量张爱玲的这位老爸，会发现，在他喜怒无常的表象下，其实住着一个受伤的灵魂。

张爱玲的祖母是寡妇熬儿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独养儿子身上，管教得很是严厉：盯着他背书。多少年后，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；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衣服，满帮绣的花鞋，让他没法跟族中子弟比拼鲜衣怒马；教他像外祖父李鸿章那样饭后散步，这些过了时的理念，将儿子打造成一个过时的人。

他古文功底不错，旧体诗写得也很好，喜欢眠花宿柳，曾几何时，这是一个颇有派头的翩翩公子的必要元素。然而时过境迁，科考在他十岁那年被废除，“五四”之后，出风头的是刚刚兴起的白话诗，他像是在新时代里穿着一件旧衣服，走在人群中，很颓，很蹩脚。

更倒霉的是，他的妻子黄素琼很新潮：她婚后到英国去留学，学习油画，接触并且爱上了扑面而来的西方文明。经过这样一场熏陶，她更加无法接受家中那个抽大烟喝花酒一辈子也打不起精神的老公，回国不久就提出离婚。

张志沂不肯离婚，律师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，黄素琼用一种非常欧化的语气，简洁明了地说：“我的心已经是一块木头。”

张志沂的自尊大受震动，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。

对张志沂来说，新时代就是那个可恶的第三者，从头到尾跟他犯戗，好在他后来娶的老婆孙用藩跟他志同道合，一道躺在鸦片榻上抽大烟，倒也夫唱妇随。可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他的女儿张爱玲，居然也爱上了新时代，站在他的对面。

对于这个女儿，他虽然不能说宠爱有加，却是倍加欣赏的。

如今，这个他喜欢的女儿也变心了，喜滋滋地奔向他的双重情敌新时代，让他怎能不恼怒？但另一方面，新时代只是个概念，对于那个女人，张志沂的感情是如此复杂，爱恨皆有，恩怨交加，所以那一次，当张爱玲向他提出要去姑姑那里住几天时，他情知妹妹与前妻同住，却余情未了，在鸦片榻上柔声慢应了一声。

但是两个礼拜之后，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来时，他刚刚起床，有下床气，心情没那么好，再经后妻一挑拨，想起前妻，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，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，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。他所有的怒气，在那一刻爆发。

父女俩就此翻脸，一生也没有回转过来，如此的决绝，并不是因为不爱，相反，是因为爱，只是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，那样深的爱，却无法超越两人不同的人生观。之后张志沂匆忙地败完了母亲留下的那份嫁妆，死在一间不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张爱玲靠写作成名，起起落落，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，不同的人生观，让他们颠沛流离于不同的路途，然而，那样一份变了味的爱，却始终陪在他们身边，使他们一生也耿耿难安。